“十三五”期“五个一”重点人才培养工程实施方案

　　2月17日上午，内蒙古农民王力军收购玉米获罪一案再审宣判，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，改判王力军无罪。法院在宣判后向王力军立即送达了再审判决书，并就判决生效后有权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等问题向其做了解释说明。

　　其实，王力军一案再审改判无罪是没有悬念的。最高法院在指令再审决定中明确指出，“王力军从粮农处收购玉米卖予粮库，在粮农与粮库之间起了桥梁纽带作用，没有破坏粮食流通的主渠道，没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，且不具有与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前三项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，不具有刑事处罚的必要性”，就只差直接宣告“王力军无罪”了。

　　2月13日再审开庭，控方双方将最高法指令再审的理由，直接翻译为再审程序中的法庭语言，都建议改判王力军无罪。因此，再审法院作出“检察机关、王力军及其辩护人提出王力军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成立，予以采纳”的决定，并宣告“王力军无罪”，完全是水到渠成之事。

　　王力军收购玉米一案从一审判罪、舆论强烈关注，到国家粮食收购政策悄然变化、最高法指令再审，再到再审改判无罪，创造了诸多个第一。归纳一下，该案至少有以下几点标杆意义。

　　其一，此案开了最高法院对基层法院生效判决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先河。理论上讲，最高法院绕开中、高两级法院，直接对基层法院的生效判决提起审判监督程序，并无法律障碍。我国1979年《刑事诉讼法》、1996年修订版、2012年的现行修订版都一致规定，最高法院对各级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，如果发现确有错误，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。只是最高法院毕竟只有一个，这种审判监督多止于对省级高级法院之错误裁判的监督。本案算是一举激活了最高法院对基层法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制度。

　　其二，此案是在没有申诉、没有维稳压力的情形下，最高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纠错程序的。本案一审判决后，因判处的是缓刑，加之考虑到经济原因等，王力军并没有上诉，一审判决随即生效，此后也没有申诉。最高法院从媒体报道中获得线索，主动调卷审查并作出再审决定，这在司法实践中是十分罕见的。我们知道，刑事申诉难是最出名的。即使有当事人的申诉，有的甚至申诉十几年也难以启动再审，而本案为无申诉再审，体现了最高法院的担当和高度社会责任感。

　　其三，此案对刑事审判中如何适用刑法在个罪中规定的兜底条款判罪，具有重大指导意义。最高法院在指令本案再审的理由中明确指出，刑法第225条第4项“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”，是在前3项明确列举的基础上所规定的一个兜底性条款，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应特别慎重，相关行为需要与前3项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，且需有法律、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，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。这就是说，刑法中的“其他行为”不是任何法院都能随意解释的，必须有法律至少有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，才能适用该兜底条款判罪。这不仅有助于遏制非法经营罪正成为一个什么都装的“口袋罪”的倾向，也对刑法中另有的十几处这种罪状规范如何适用，提供了巨大的指导。

　　其四，此案改判无罪，为王力军们放心收购粮食吃了一颗定心丸。我国是农业大国，农户分散的粮食生产与国家粮库的集中收购之间，需要大量像王力军这样的“粮食贩子”架起桥梁。据王力军反映，他身边即有数以千计的人在收购粮食，全国又有多少，可想而知。王力军的获罪让这些人也诚惶诚恐，现该案的再审改判，便让他们悬着的心落了地，可放心地继续做“桥梁”。王力军也在接受采访时说，改判无罪后，他还会去收购玉米，因为他熟悉这个，能增加家里收入，粮农也欢迎。

　　此外，我们也欣喜地注意到，因为舆论对该案的广泛关注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在指令再审前夕也悄然调整。国家粮食局商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同意，去年9月修订的《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》已经明确，“农民、粮食经纪人、农贸市场粮食交易者等从事粮食收购活动，无需办理粮食收购资格”。

　　一起基层法院判处当事人1年刑罚且为缓刑之小案的纠错，却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社会意义，推动了社会进步，这在我国法治实践中也是不多见的景象。（刘昌松）